楚望台
首先介绍一下《1984》的内容：到了1984年，世界上的国家已经减少到三个。大洋国、欧亚细亚和东亚细亚，小说是从大洋国展开叙事的。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是这样的；这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结构，位于顶端是老大哥，他是万能的，从不会错的，他从不露面，他的大幅照片户内户外却到处张贴。炯炯有神的眼睛，紧盯着臣民。老大哥的下面是以他为领袖的内层党，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再往下是外层党，底层是普通群众，占大约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党有三大原则：“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愚昧就是力量”。
国家有三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第一是“过去的改变性”——历史自然可以随意改造。第二条是“双重思想”，即同时接受两个相互矛盾的事实：一面故意撒谎骗人，一面诚心诚意地相信自己的谎言；一手遮盖客观事实，一手却紧握这个事实，等到于己有利时便拿出来使用。第三个教条，是以“新话”为精神建设的最终目标。“新语”的全部目的是缩小人类的思想范围，使人们拥有的表达思想的语言少得连思想犯罪也不可能。“新语”在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指鹿为马的服务于权力的语言体系。
政府机关有四个部，即：富裕部、和平部、仁爱部和真理部。富裕部使人挨饿，和平部主管战争，仁爱部对群众实行严密的思想控制，而真理部负责造谣。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温斯顿就是真理部中负责篡改历史的一个小人物。他在这种劳动中对极权产生了厌恶情绪，厌恶控制，厌恶泯灭个性的监控体系；女主角朱丽娅也是外层党成员之一，出于共同的厌恶，他们相爱了。爱情挽救了他们的肉体和灵魂，成为他们反抗体制的内心动力。最后“组织”发现了他们的行为，他们双双被捕入狱，在狱中被洗脑。最后他们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出卖了爱人，心中仅存的一点人性的光辉彻底被体制的黑暗吞没。
这是一个斗争、背信、恶魔似的残忍的世界，国家的目标是培养仇恨，打击他人，效忠老大哥。这是一个恐怖统治的社会，在这个地方，全体人民处于完全监视之下、自由与思想是城中绝迹的珍品，屈从与无意识被训练成一种全民心态。
我不知道大家看完这本书后的感觉是怎样的。我感到一种恐惧。身上感觉冷。一个人身处恐怖的时候可能自己感觉不到，但点上灯把这种恐惧指给你看的时候，谁都不能无动于衷。《1984》就是这样一本书。持续的争夺边界的战争，国内狂热的个人崇拜、思想奴役、篡改历史、大清洗、封闭、禁欲。这林林种种，在人类的历史中持续地被再现着，苏联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国的文革年代，都可在其中找到栩栩如生的例子。奥威尔的绝妙之处在于把我们都知道的这层意思给形象地传达了出来。在中国的语境下我们可以很轻易地读懂这部小说。今天你是国家主席，明天你就是资产阶级总司令；今天你是某人的亲密战友，明天就是最大的野心家；今天你是苏联老大哥，明天你就是修正主义叛徒。
《一九八四》被公认为是对一种集权统治的乌托邦社会的描绘。最广义的权力(power)也许包括那种对别人的最温和的影响力，包括知识说服人的力量、思想吸引人的力量、人格感染人的力量、艺术打动人的力量等等，福科提出过“知识一权力”的命题，谈到过知识者的权力，然而这种权力决不可与对知识及知识者的权力，对思想及思想者的权力混为一谈，不可与政治的权力，暴力的权力，强迫的权力，压制的权力混为一谈，不可因为要反对前一种权力或以反对一切权力、一切影响力的名义而就放过乃至纵容后一种权力。两者显然相当不同，不是一回事。我们现在要谈的《一九八四》中的权力也就是这后一种权力，这是一种极端膨胀的权力，这种权力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入到人的思想观念。
在这个社会中，人是没有私生活的，无论在工作场所、宿舍，还是公共场所，他都处在电幕的监视与控制之下，也就是说，他的生活永远暴露在他人的眼光之下，他永远不会感到自己是在独处，他所有的闲暇都被填满，甚至可以说除了满足生存需要的活动，他根本没有自己的闲暇，他处在各式各样的组织的控制之下，必须参加各式各样的集体活动：从社会运动到中心站的邻里活动。他在政治生活中就像一个自身不知何故被安装在此处，甚至不知道自己工作意义的部件，他们在经济生活中是被配给的，在文化生活中除了有组织的活动(歌咏、体育等)之外不可能有个人的嗜好，甚至最隐秘的性生活也同样和政治、国家紧密联系起来，被看作是对当局的一项义务，任何与众不同的行为都受到怀疑，任何反映了个人癖好的物件都可能给物主带来危险，每个人都生活在他人的眼光之下，从而他也就只能够为他人生活。权力的控制无孔不入。
而要使这种全面的控制充分生效，就必须使这种控制深入到人心之中，通过控制人的思想、意识、感情、记忆、希望、欲求、感觉、念头来控制一个人的外在行为和活动，在这部反面乌托邦小说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也许就是这种控制了。
自由的思想本身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对过去的记忆和当下的经验材料，另一个条件是必须通过语言来进行。于是这一社会的控制者就有意识地、有步骤地修改和消灭过去，他们把过去塑造成他们所希望是的样子，使思想者失去了可供比较和判断的标准。在此，历史实际上被冻结了。种种历史记录被有计划地焚毁，各种各样的报刊被不断地修改，使人产生执政者永远是正确的印象，这也就是所谓“控制过去就意味着控制现在和未来”，因为过去是存在于各人的记忆和历史的记录之中的，通过焚毁和篡改历史的记录，通过抑制和消除个人的记忆，思想实际上就被切断了它最重要的一个源泉，思想河流就趋于枯竭，或者只能沿着控制者指定的渠道流淌。
对于当下的经验和思考，控制者鼓励一种“双重的思想”，所谓双重的思想，就是在思想中同时包含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例如这样的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在自己的思想中容忍矛盾，使思想者非有意说谎，但又真的相信这种谎言，相信党所告诉他的谎言是真实的，使之成为一种诚实的自我欺骗，从而达到控制者所希望的思想定向。实施这种思想控制的根据是，现实世界是存在于意识之中的，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世界都是存在于意识之中的，除了通过人的意识，什么都不存在，所以这个社会的一个核心党员坦率地承认，对物的权力并不重要，所谓权力乃是对人的权力，而尤其是对人的思想的权力，控制了思想和意识，就能控制客观世界。控制了人的记忆，就控制了过去；控制了人现在的思考、感觉和情感，就控制了人的现在；控制了人的欲望、希望和憧憬，也就控制了人的未来。而控制人的记忆、思考和希望这三者自然是相互联系的。
还有其他控制思想的手段，比方说通过塑造一个老大哥的个人形像来对思想者产生一种类似于韦伯所言克理斯马权威的人格魅力；通过在国内制造一个假想敌和与外国保持某种战争状态来宣泄某种可能产生的反抗情绪和敌对本能，并维持某种对控制很有必要的恐惧心理等等。但控制思想的最重要、最强有力支持仍然是毫不含糊的、赤裸裸的暴力，包括严刑拷打、苦役、处死等等。也就是说对思想的控制归根结底有赖于对身体的强制和迫害，而每个人的身体都可以说是脆弱的，会感觉到疼痛的，每个人都有其生理上最厌恶的东西，或者用萨特剧中人的话说：每个人都有这样一副可怜的、软弱的、即使令人讨厌也很难摆脱的皮囊。
对思想的权力是一种最彻底最极端的权力，是对个人最后一道防线的侵犯。如何保持这一防线不致受到任意的摧残？是否能为思想创造一个延伸的公共空间？哪些人将会最强烈地感觉到这种思想钳制的痛苦？保留一种思想以及表达思想的自由对个人和社会有何意义？这些都需要一些人去好好想想。思想者除了自己的思想常常一无所有，他唯一能抗拒对思想的权力的，仍然还只是思想。
如果说奥威尔为我们指出了这种极权对每个人人性的摧残，那么我们抵御这种摧残？哈维尔给了我们答案：生活在真实中。
我们反抗专制就应该从不说假话做起。专制者的欺骗效果是靠大家跟着他们说假话而实现的。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拒绝跟着他们说假话，他们的欺骗也就无法维持下去……我们只要努力捍卫我们沉默的权利，我们也就一定程度的体现了我们的良知和尊严。用哈维尔自己的话来说：
“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对它必然是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其他任何罪行更严厉。然而，当真理的细胞逐渐渗透到充满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
所以，如果想做一个真正独立的人，是要从讲真话开始的。我们是无权者，讲真话是我们唯一的权力。
最后，我想用徐友渔先生的一句话作为结尾：
“人总是又成为逆来顺受的被侮辱者的危险，也一直有不当这种人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