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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郑和船队 天下全舆总图 发现世界
终于找着一个知音了。“景教”就景教，偏还弄出个“多奉上帝”，还冒出大把现代中国人学了西方才具备的意识：此地人种如何如何云。我不是专业人事，一眼觉得假，但没资格说出要人确信的东西，终于等来这篇文章。感谢老鬼。顺带说一句，我的确到现在还不知道此文的作者名，也没见到那所谓的地图，挂这，也就是为在作者和地图到手前顺带指出错，做新闻传播的，岂可随意助张谬种流传。
试论《天下全舆总图》与郑和船队
龚缨晏
浙江大学
Ningb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jiang University
2006年1月15日
2005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国内外许多人都在以各种形式纪念这个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当然各人的目的可能不尽相同。在国外，英国退役军官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其所著《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中提出，郑和船队进行了世界史上的第一次环球航行。他的观点受到了许多不明真相者的响应，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就在一些批评者以各种历史事实证明孟席斯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时候，2005年底，有人透露，一幅新发现的中国古地图可以证明孟席斯的观点，并宣称“历史应当如此改写：郑和船队是发现整个世界的先驱！”（http://huangzhangjin.blogchina.com/3880436.html）
据介绍，这幅地图名为《天下全舆总图》，左下角有“乾隆癸未仲秋月仿明永乐十六年天下诸番识贡图 臣莫易仝绘”的字样。这样，该地图的基本情况是清楚的：它是一个名叫莫易仝的人于公元1763年（乾隆癸未年）绘制的，其部分依据是明朝永乐十六年（1418年）的《天下诸番识贡图》。地图上有注文写道：“凡未加红圈者皆原图所未命名者”，说明地图上凡是加了红圈的文字，都是《天下诸番识贡图》上原有的。在《天下全舆总图》上，有这样一句话：“一于永乐十三年，隋正使太监马三宝等往榜葛刺诸番直抵忽鲁谟斯等国，开读赏赐，至永乐十六年回京”。由于此话加有红圈，所以，可以推断它是《天下诸番识贡图》原有的。文中有关“正使太监马三宝等往榜葛刺诸番直抵忽鲁谟斯等国，开读赏赐”的内容，无疑是指郑和下西洋。《天下诸番识贡图》是根据郑和下西洋绘制的，而《天下全舆总图》又仿绘了《天下诸番识贡图》，因此，《天下全舆总图》反映了郑和下西洋的活动范围。令人惊奇的是，《天下全舆总图》是一幅“近乎完整的世界地图”，“不仅画出地球上所有的大陆陆地(包括南极、北极和格陵兰)，并且在美洲大陆和澳洲大陆上都有红笔圈注的注释。”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郑和船队确实进行了环球航行。这就是这幅地图披露者的基本观点。
上述消息引起了全世界媒体和研究者的关注，我们一直期待着一睹这幅古地图的真容，并希望这份新发现的重要史料能够有力地推进郑和研究的深入开展。2006年1月12日，我们终于获得了更多的消息：英国著名的杂志《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刊登了该地图彩色缩略图。1月16日，在北京与伦敦将公布该地图。
《经济学人》上公布的《天下全舆总图》虽然不大，字体无法看清，但是，地图上世界各大洲的基本形状还是十分清晰的。与我们的热切期待相反的是，这幅地图带给我们的是深深的失望：它所依据是，根本不是郑和时代的中国地图，而是17世纪开始欧洲绘制的世界地图。
《天下全舆总图》是一幅横轴投影的世界地图，我们只要稍稍翻一翻欧洲从17世纪30年代开始到18世纪中期出版的众多世界地图，例如荷兰布劳厄（J. Blaeu）家族出版的世界地图集，就可以非常容易地看出，它完全是根据欧洲地图仿绘的。唯一不同的是，在欧洲出版的地图上，亚洲位于右侧，美洲位于左侧，中国位于地图的中间。我们知道，16世纪末，利玛窦在将欧洲出版的地图译绘成中文地图时，最早进行了这样的调整（这里顺便需要说明的是，人们普遍认为，利玛窦把世界地图的布局调整为这个样子，是为了适应中国人自以为是天下中心的狂妄心理。其实，利玛窦自己说过，世界上每个国家的人，在绘制世界地图时，都会把自己的国家放在地图的中间）。利玛窦的这种画法，被后来的入华传教士所沿用，例如艾儒略（Jules Aleni, 1582—1649年）的《万国全图》，毕方济（Fransois Sambiasi，1582—1649年）的《坤舆全图》，等等，并且成为定型，甚至一直延续到现在。
《天下全舆总图》绘制于1763年，就在此图问世前3年，即1760年，法国传教士蒋友仁（Michel Benoist，1715—1774年）绘制了《坤舆全图》，作为献给乾隆皇帝五十大寿的贺礼。再早一点，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dnand Verbiest，1623—1688年）也绘制过《坤舆全图》。这两幅地图流传很广，直到今天还可见到。其中蒋友仁的世界地图在布局上与欧洲出版的地图完全一样，即亚洲在右侧，美洲在左侧。而南怀仁的世界地图则与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一样。《天下全舆总图》的画法，与南怀仁的《坤舆全图》是一样的，只是地球的南北两极、澳大利亚的画法不同。这只能说明，《天下全舆总图》依据的是晚于南怀仁的、更加正确的欧洲地图。
从地图学上说，要绘制出像《天下全舆总图》这样的世界地图，必须有三大前提：第一，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个球体，而不是一个平面；第二，要把地球表现为一幅平面的世界地图，必须要有投影知识与方法；第三，必须非常清楚世界各大洲的实际地理状况，否则《天下全舆总图》上各大洲的形状就不会如此正确了。在欧洲的地图学发展史上，我们可以找到这三大前提发展的历程。《天下全舆总图》反映的是欧洲地图学发展的成果，特别是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人海外探险与制图学发展的成果。相反，在郑和时代的中国，这三大前提都不存在。我们只要《天下全舆总图》与《郑和航海图》作一对比，就可以知道了。不仅在郑和时代，就是在整个古代中国的地图学史中（那些受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影响的地图除外），都不存在着把认为世界是个球体、通过投影把球体表现为平面的地图。中国传统的地图学，是结不出像《天下全舆总图》这样的果实的。《天下全舆总图》不属于古代中国的地图学体系，而是属于欧洲的地图学体系。
当然，人们也完全可以强辩说，在现有的中文文献中，固然找不到《天下全舆总图》的前辈、同伴与后代，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源流，它完全可能是由于相关文献佚失造成的。在那些跟随郑和远航海外的勇士中，完全有可能出现一位或几位天才，并发明出非常先进的地图投影方法，绘制出这样的地图；《天下全舆总图》上世界各大洲正确的形状，正好反映了郑和船队不仅环绕世界进行航行，而且还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大地测量。因为《天下全舆总图》明确地说，它所依据的《天下诸番识贡图》就是来自郑和的航海实践。因此，因此，这里的关键，是要证明《天下全舆总图》与郑和是否有关系。如果这幅地图确实与郑和有关，那么，中国乃至世界的科学技术史都必须要改写，甚至人类文明史的最后几个章节看来也得要改写。如果这幅地图与郑和无关，那么，我们就不能把这幅地图套在郑和身上，并以此虚构出郑和船队周游世界的神话。
总之，如果1418年图确实存在过，孟席斯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的妄说则可以休矣！
《天下全舆总图》所依据的《天下诸番识贡图》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不知道原图的样子如何。《天下全舆总图》上有注文说“凡未加红圈者皆原图所未命名者”，表明该地图上凡是加了红圈的文字，都来自《天下诸番识贡图》。这是把《天下全舆总图》与《天下诸番识贡图》以及郑和联系起来的最重要的纽带，也是我们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唯一线索。虽然现在披露出来的注文不多，但是，我们只要列举其中的一个例子，就可以十分肯定地证明，《天下全舆总图》上那句事关重要的话“凡未加红圈者皆原图所未命名者”并不正确，至少有些加了红圈的话，是绝对不可能出现在《天下诸番识贡图》上的。这个例子出现在亚洲与亚洲与欧洲的交界处，上面带有红圈的文字写道：“此地人种深目、圆眼，头缠长布，宽衣长裤，女子出门皆裹面而行，违者治罪也”；在东欧部分，还有带红圈的注文：“此地人多奉上帝，教名曰景也”。
只要稍具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现在中国基督教所说的“上帝”一词，原是中国先秦文献中的词汇，例如《诗经•周颂•执竞》中有“不显成康，上帝是皇”的诗句。15世纪末，利玛窦等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后，为了向中国人宣传基督教，必须把基督教中表示最高神的词汇（拉丁文为deus）翻译成中文。为此，他们费尽了心机。起初，他们采用音译的办法，将deus译成中文的“陡斯”，但这样一种中文表达方法显然会使中国人感到难以接受。当他们逐渐熟悉中国古代文献后，终于儒家经典中找到了非常合适的对应词汇“天主”和“上帝”。利玛窦在其《天主实义》中明确写道：“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当然，先秦中国人所说的上帝，与欧洲基督教所说的deus在实际含义上确实是不同的，由此，引发了长达几个世纪的“礼仪之争”。也就是说，把基督教最高神称为“上帝”，是从16世纪末开始的，在此之前，不存在着这样的概念。《天下全舆总图》东欧部分的注文中出现了“上帝”，表明该注文不可能源自郑和时代的地图。
唐代，基督教中的一支异端派别聂斯托利派传入中国（公元7世纪），当时中文译作“景教”。公元9世纪，唐武宗灭法，景教在中国受到沉重打击，逐渐销声匿迹。元代，基督教在中国被称为“也里可温教”。1625年左右，在西安出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人们才了解到早在唐代基督教即已传入中国。此碑发现后，受到了来华传教士与欧洲学者的高度重视，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因为它证明了基督教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也就是说，把景教考订为基督教，是在1625年之后的事情。在郑和时代，景教早已不复存在，更没有人知道唐代的景教就是基督教。《天下全舆总图》上的注文“此地人多奉上帝，教名曰景也”，证明该注文只能出现于1625年之后，而绝不可能来自郑和时代。
《天下全舆总图》的注文虽然说“凡未加红圈者皆原图所未命名者”，但是，我们通过“此地人多奉上帝，教名曰景也”一句的分析，证明此注文并不正确。《天下全舆总图》有的话虽然加了红圈，但实际上并非来自郑和时代的《天下诸番识贡图》，而是来自16世纪末之后。《天下全舆总图》上“凡未加红圈者皆原图所未命名者”的注文并不可信。如果《天下全舆总图》是莫易仝本人直接从《天下诸番识贡图》原图上摹绘来的，那么，“凡未加红圈者皆原图所未命名者”一句说明莫易仝并不诚实。如果莫易仝所依据的《天下诸番识贡图》只是后人的仿绘本，“凡未加红圈者皆原图所未命名者”一语是那个匿名的仿绘者加上去的，那么，莫易仝也是一个受骗者。我们不希望21世纪的人们继续成为受骗者。总之，“此地人多奉上帝，教名曰景也”是一个铁证，彻底割断了《天下全舆总图》与郑和之间的联系。从这句话的语气来看，它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世界上许多地方都信奉基督教了，言下之意是中国也应皈依基督教。这样的文句，显然出自欧洲来华传教士之笔。
我们在已披露的《天下全舆总图》的几条注文中，还可见到欧洲来华传教士的痕迹。例如，在美国西部，有注文写道：“此地土人肤色黑红，头腰皆披鸟羽，亦有食人之习也”。只要翻翻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在北美部分可读到“男妇皆衣羽毛及虎貂熊罴等裘”。（艾儒略：《职方外纪》第135—136页，谢方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天下全舆总图》在非洲南部，有注文说：“此地人种肤色如黑漆，齿白，唇红，发卷”。在《职方外纪》中则有“其国甚多，从皆黑色，迤北稍有白色，向南渐黑，甚者色如漆矣，惟齿目极白”。（同上，第113页）类似《职方外纪》的文字，也见于南怀仁的《坤舆图说》中。
分析《天下全舆总图》的内容，我们所见到的是欧洲地图的原型、来华传教士的文笔，而看不到郑和的影子。我们相信，随着《天下全舆总图》的完全公布，我们的这个结论会得到更多的证明。
碳14同位素只能测定墨迹和纸张的年代。如果属于乾隆年间的遗作，由于种种天灾人祸，保存下来的中国古地图很少，还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但却绝对无法确定1418年图是否真正存在过。前面分析过的有红圈图例的反历史性使我们不得不产生深深的怀疑。这幅地图，不仅反映了地理大发现后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是极少数先进的中国人努力学习西方文化的见证。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所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积极学习异质文化的精神。如果用这样一幅珍贵的地图去编织“郑和发现世界”的现代神话，既有悖于这幅地图本身所包含的积极意义，也有悖于郑和下西洋的精神，更有悖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世界潮流。
作者：龚缨晏，浙江大学
Ningb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jiang University
2006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