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 作者：摩 罗 『澳纽华程网』 2005年12月17日
一
三十多年前，中国人制订了一个非常宏大的计划，那就是进行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后来我们所知道的，这场计划果然在“地大物博”的中国成功而又持久地展开着，基本上是按照设计者所安排的内容和程序展开的。那一场浩浩漫漫的混乱和屠杀，至今还无可拒绝地刻印在少数有灵性有良知的人心中。
可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或者说，早在二十多年前那个被认为文革业已结束的日子，还是这样的中国人，却制定了一个更加宏大的计划，把一场关乎十亿人的荣誉与尊严、关乎整个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浩浩漫漫的混乱和屠杀遗忘并且抹去。正如现在我们所已经知道的，这场遗忘与抹去的计划也执行得相当成功，而且相当持久。它的成功而又持久甚至决不亚于当初的发动与展开。为了更好地配合遗忘，为了更有效地从生活的深处将它抹去，我们不能谈论它，不能研究它，不能描述它的罪行，不能控诉它对人的蹂躏和凌辱，不能对它进行反思和批判。我们希望它发生的时侯，它果然就发生了。我们需要遗忘它的时侯，我们果然就遗忘了。今天的年轻人，面对这一片表面的平静与安祥，谁会相信在这片大地上曾经有那么风风火火的文革。别说对于三十多年前的事人们已经没法相信，即使是对于大约十年前的故事，人们也已经遗忘得十分彻底。面对那血腥的照片和画面，新一代的大学生说，没准这是美国人制作出来的照片，他们有那样的高科技，还有什么做不到的。这就是新一代大学生对于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现实的认识和理解。听了这样的话，我终于相信，我们中国人真是没有什么人间奇迹创造不出来。连我们自己杀人的照片，也可以栽赃到外国人头上，我们还有什么别的罪恶不敢做的呢。
曾经听见过有人议论，中国的文革会不会再一次发生。很多人说，那是决不会的。更多的人则认为，文革离我们已经非常遥远了。我想对这样轻漂漂的话送上几句冷嘲。但我终于既没法冷也没法嘲，我只能轻轻地说，强迫大家遗忘文革并且大家果然遗忘了文革，也许这就是正在发生着的又一场文革。把自己杀人的罪行栽赃到外国人头上，这就是正在发生着的又一场文革的一部分。这又一场文革的愚昧、罪恶、无耻、下流，决不亚于三十年前的那一场混乱和屠杀。
二
有一首欧洲人写的诗，每一段的开头都说：“回忆一下吧，阿拉巴巴”。通过回忆，业已逝去的历史得到了重新呈现，曾经体验过的痛苦与欢欣得到了一次强化。回忆是对历史的一种选择。在回忆的过程中，人们有意地记忆一些东西，遗忘另一些东西。在这种选择的背后，不动声色地站着回忆者的价值期待和文化理想。一个对自我生命有着美好期待的人，一个渴望自己不断地走向人道、慈悲、高贵、超越的人，在他的回忆活动中，一定会非常认真地反思与这些理想相背离的妄念和行为，非常痛心地忏悔他的一切过失和罪恶。对于他来说，回忆罪恶就是对罪恶的清算和清洗。没有这样的清算和清洗，人只会永远深陷在他过去的罪恶之中，并且只会沿着这种罪恶的惯性无可自控地继续进行那样的罪恶活动。
回忆一下吧，阿拉巴巴。回忆一下吧，可怜的中国人。回忆一下那天早晨，我们突然被一个红色的袖套套住了手臂，同时被告知，我们从此就是毛主席的革命小将，从此也就拥有了做一切想做的事情的权力。那是一个多么神秘的早晨啊，即使是在我们的回忆中，也还是如此令人心醉神迷。回忆一下吧，中国的阿拉巴巴，回忆一下那个夜晚，那个有星星有月亮的夜晚，我们无端地冲进一个平民百姓的家，将一位善良的少妇拉出被窝，逼她交代她自己也无法弄清的罪过，直到把她打死在如水的月光下。回忆一下北京的深宅大院，就是在这样的大院里，所有的红卫兵都在对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官员的光头吐唾沫。那么多的唾沫，从光光的额头上往下流，流到他的眼睛里，流到他的鼻子上，流到他的嘴巴里。这位老人则像一座雕塑那样僵立在那里，既不能揩一下额头，也不能说一句话。他只能以巨大的恐惧战战兢兢地僵立在那里，不知道下一刻将有什么样的凌辱降临到这个可怜的额头上。回忆一下吧，所有曾经做过错事，或者自以为没有做过错事的中国人，回忆一下上海的那个临街的窗口，和那个窗口上所垂挂的两具遗体，当代最有骨气的文化人和最杰出的文学翻译家，与他的妻子一道，用这两具圣洁的遗体，表达他们对于一个野蛮民族的失望与悲悯。在相隔不远的另一所寓所里，当代最杰出的女钢琴家，跟她的母亲和弟弟一起，告别了那一片铺天盖地的喧嚣，从容地走上了一条宁静的死亡小径。
一切活着的人们，至少应该选择一个日子，深切地进行那么一次回忆。至少要调动起我们依稀可存的那么一点自尊心，回忆一下那些死者的苦难与耻辱，借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苦难与耻辱。那些高贵的人拒绝跟我们一样作恶，也拒绝跟我们一起呼吸那样罪恶而又下流的空气。他们在全民犯罪中选择死亡，也就是在精神的地狱中选择了对天堂的向往与追求。他们以对愚昧世界的遗弃言说着他们的抗议和忠告。我们不懂得跟他们一样爱这个世界，也就不配跟他们一样善良而又自尊地活着。因为我们不配跟他们一样善良而又自尊地活着，所以他们只好选择了善良而又自尊的死亡。我们至今读不懂他们的死亡，是因为我们的灵魂永远读不懂生命的清洁与尊严。我们连起码的自尊心也已经荡然无存了。那些捍卫尊严的死者，就像一道过于深奥的数学题，不但被我们客观地置于我们的知识之外，而且被我们主观地推到愿望之外。我们之所以不懂得回忆，不是因为我们真的不会回忆，而是因为我们不愿回忆。一切都已经由近而远，久而久之，一切都将由远而无。当一切都果然由远而无之后，我们又可以在这“无”的废墟上重新跳起红色舞蹈，重新举起红色鞭子和屠刀。
我们就从屠刀开始我们的回忆吧。我们应该定定地看清那把屠刀，计算一下它杀了多少人，它从我们民族生活的深处砍去了多少正义、良知和尊严。如果你的记忆过于淡漠，那么请你听一听清醒者的提示吧。仅有的几个清醒者，他们想喊出几句忠告，可是他们喊不出来。他们所企图陈述的清清楚楚的事实，总是不能清清楚楚地展示在人们面前，总是不能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与注意。我愿意作他们的转述者。如果人们从来没有注意过关于那把屠刀的言说，我就以我的转述强调一下清醒者的提示。这个提示也许可以唤起某几个人的某几缕记忆的游丝？
在《“文化大革命”野蛮性和残酷性的文化根源》一文中，王毅先生这样写道：“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大兴县公安局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从此，斗打、乱杀事件日益严重，由开始时斗打个别‘ 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 ’，发展到斗打一般的‘四类分子’；由一个大队消灭一两个、两三个‘尖子’，发展到一个大队一下子打死十来个甚至几十个；由开始打杀‘四类分子’本人，发展到乱杀家属子女和有一般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杀绝。自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该县的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被杀绝。又如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者就达一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一人，挖心肝的五十六人，割生殖器的十三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都被吃光）的十八人，活割生剖的七人。在武宣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了大批学生批斗完老师、校长之后，在校园内就地架起简易炉灶，将他们剖腹脔割、煮熟分食的惨剧。吴树芳老师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药用。”（文见《北京文学》1998年9期）。
著名散文家刘烨园先生在《托咐》中写道：“1967年10月，某大队两天内集体坑杀76人；同年11月，某县民兵枪杀69人；1968年7月，某军分区调动八县两矿一厂一郊武装人员进攻某群众组织，打死146人；同月，某县以‘群众专政’为名，杀死3681人，使176户全家灭绝，占全县‘文革’中死亡人数93％；同年８月，军队和某群众组织攻打另一群众组织，据不完全统计，仅此一战，打死1342人，俘虏8945人。走到某照相馆门口，仍不解恨，光天化日之下，又随意枪杀其中26人；还是这个月，军队联合十县及多家兵工厂的武装人员，一次围剿某县群众组织就抓捕一万余人（当时全县人口十万人左右），枪杀1016人……；全县86个大队，81个杀了人……此类事件，不堪枚举！我曾略做统计，成批杀人之事，各县市皆有。几十年后平反，证明几万冤魂，全系无辜被害！而杀人手段之残忍，诸如挖肝取心、活割生殖器官烹食之类，若非官方文件所载，当事人供认不讳，即使我等亲见其地杀戮之烈者，亦难信之。而这还仅为我当年所生活的一个省的现实（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之一角），仅为干瘦的历史线条。最有思考价值的活生生的场景，其深处不知要复杂多少万倍，但恐怕是再也难以复原了。”（文见电脑打印稿，估计尚未发表过）。在描述了一系列惨酷的历史事实之后，作者沉重地说：“三十年无祭”。
为什么这个民族如此沉着，面对如此可怕的罪恶可以无痛无悔？有人说，中国人在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苦难中，早就培养成了“不在乎”精神。《史记》中那么多令人发指的故事，《资治通鉴》里那么多另人恶心的故事，谁有力量认认真真面对它？如果没有一点不在乎精神，早就被这些沉重的故事压得喘不过气来。谁愿意背着这么沉重的包袱，战战兢兢过日子。
然而，忘掉历史，忘掉自己亲手造出的罪恶，然后在每一个类似的历史关口都肆无忌惮地造出同样的罪恶，──我们能心安理得地这样循环下去么？《狂人日记》的主人公曾经试图劝转作恶的世人，并说将来的世界容不得作恶的人居住。狂人真是太天真了，鲁迅真是太天真了。现在就是狂人当初所说的将来的世界，在这“将来的世界”上，依然住着我们这些罪恶累累而且不思悔改的人。
三
在创造罪恶并承受罪恶上，中国这个民族确实有过人的智慧和才华。也许还不止于此。在创造罪恶以后死不认账上，在遗忘罪恶和开脱罪恶上，中国人的智慧和才华才更加超群脱俗。中国人的集体叙事从来就是掩过取功，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从来就是掩恶取善。然而，掩盖了过错的功，还能是功么？掩盖了罪恶的善那还叫善吗？有意用一种功来掩盖过错，用一种善来掩盖罪恶，这本身就是罪过。几千年来，中国的集体叙事成为一种瞒和骗的罪过叙事，中国的集体记忆成为一种自欺欺人的虚假记忆。由于在这些叙事和记忆上我们掺和了太多的伦理意图和政治功利目的，我们有意掩盖有意遮蔽有意扭曲有意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实际上就是故意犯罪。我们为了掩盖各种罪过所作的各种努力，其实就是不断地犯下了新的罪过。
时光飞快地流逝，眨眼之间有案可查的文明史已经过去了几千年。在这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我们究竟犯下了多少罪，我们究竟掩盖了多少罪，在最有史料癖的中国也已经无法考索了。一般地说，这些考索也决无发生之可能。我们的本意就在于掩盖和遗忘，哪里还有费力考索的道理。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记忆历史：只记忆项羽的意气千丈宁死不屈，而不记忆他活埋二十万俘虏的残忍；只记忆长城的伟岸豪迈，并用它来支撑自己的虚弱与萎顿，而不记忆这种构想本身的残酷和每块石头下无数惨受折磨的尸骨；只记忆紫禁城的金碧辉煌，而不记忆宫廷的阴暗、糜烂和权力的残暴、恶毒、罪孽；只记忆农民起义的道义和复仇的快感，而不记忆血与火的杀戮、残酷和毁灭性的破坏。我们既然养成了这样的记忆方式，当然就可以在自己的内心虚构出一部光辉灿烂的历史。至于历史的真实，那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笔糊涂账。在刘震云的一篇小说中，叙事人“我”向姥姥打听某一次饥荒，也就是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姥姥回答说，饿死人的事多得很，你问的是哪一次饿死人。面对过于频繁过于沉重的苦难，无力反省与消化的人记忆中只是浑沌一片。“我”与姥姥的记忆方式，充分体现了民族集体记忆方式。关于文化人进干校和知识青年下乡，实际上就是将一千多万人遣送到集中营里；关于四十年代初中原大饥荒饿死三百万人，只有外国记者和外国传教士在忙于救灾；关于六十年代初全国大饥荒饿死四千万人，我们一直说那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实际上那却是风调雨顺的三年（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见《方法》杂志1998年10期）；关于文革中成千上万的死难者和许许多多因为敢于思考而被残酷杀害的杰出人物……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在我们民族集体记忆中，都像一团乱麻一样，无法从中呈现出深刻的意义。久而久之，也就漶漫模糊，无可考索。最后从民族叙事中消失，也就是从民族记忆中消失。那时侯，纵使想回忆一点什么，也已经没有可能。一部漫长的中国历史，它的真实性因为没有沉淀在记忆中，所以也就不可能呈现于回忆中。
三十多年前，中国人制订了一个非常宏大的计划，那就是进行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后来我们所知道的，这场计划果然在“地大物博”的中国成功而又持久地展开着，基本上是按照设计者所安排的内容和程序展开的。那一场浩浩漫漫的混乱和屠杀，至今还无可拒绝地刻印在少数有灵性有良知的人心中。
可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或者说，早在二十多年前那个被认为文革业已结束的日子，还是这样的中国人，却制定了一个更加宏大的计划，把一场关乎十亿人的荣誉与尊严、关乎整个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浩浩漫漫的混乱和屠杀遗忘并且抹去。正如现在我们所已经知道的，这场遗忘与抹去的计划也执行得相当成功，而且相当持久。它的成功而又持久甚至决不亚于当初的发动与展开。为了更好地配合遗忘，为了更有效地从生活的深处将它抹去，我们不能谈论它，不能研究它，不能描述它的罪行，不能控诉它对人的蹂躏和凌辱，不能对它进行反思和批判。我们希望它发生的时侯，它果然就发生了。我们需要遗忘它的时侯，我们果然就遗忘了。今天的年轻人，面对这一片表面的平静与安祥，谁会相信在这片大地上曾经有那么风风火火的文革。别说对于三十多年前的事人们已经没法相信，即使是对于大约十年前的故事，人们也已经遗忘得十分彻底。面对那血腥的照片和画面，新一代的大学生说，没准这是美国人制作出来的照片，他们有那样的高科技，还有什么做不到的。这就是新一代大学生对于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现实的认识和理解。听了这样的话，我终于相信，我们中国人真是没有什么人间奇迹创造不出来。连我们自己杀人的照片，也可以栽赃到外国人头上，我们还有什么别的罪恶不敢做的呢。
曾经听见过有人议论，中国的文革会不会再一次发生。很多人说，那是决不会的。更多的人则认为，文革离我们已经非常遥远了。我想对这样轻漂漂的话送上几句冷嘲。但我终于既没法冷也没法嘲，我只能轻轻地说，强迫大家遗忘文革并且大家果然遗忘了文革，也许这就是正在发生着的又一场文革。把自己杀人的罪行栽赃到外国人头上，这就是正在发生着的又一场文革的一部分。这又一场文革的愚昧、罪恶、无耻、下流，决不亚于三十年前的那一场混乱和屠杀。
二
有一首欧洲人写的诗，每一段的开头都说：“回忆一下吧，阿拉巴巴”。通过回忆，业已逝去的历史得到了重新呈现，曾经体验过的痛苦与欢欣得到了一次强化。回忆是对历史的一种选择。在回忆的过程中，人们有意地记忆一些东西，遗忘另一些东西。在这种选择的背后，不动声色地站着回忆者的价值期待和文化理想。一个对自我生命有着美好期待的人，一个渴望自己不断地走向人道、慈悲、高贵、超越的人，在他的回忆活动中，一定会非常认真地反思与这些理想相背离的妄念和行为，非常痛心地忏悔他的一切过失和罪恶。对于他来说，回忆罪恶就是对罪恶的清算和清洗。没有这样的清算和清洗，人只会永远深陷在他过去的罪恶之中，并且只会沿着这种罪恶的惯性无可自控地继续进行那样的罪恶活动。
回忆一下吧，阿拉巴巴。回忆一下吧，可怜的中国人。回忆一下那天早晨，我们突然被一个红色的袖套套住了手臂，同时被告知，我们从此就是毛主席的革命小将，从此也就拥有了做一切想做的事情的权力。那是一个多么神秘的早晨啊，即使是在我们的回忆中，也还是如此令人心醉神迷。回忆一下吧，中国的阿拉巴巴，回忆一下那个夜晚，那个有星星有月亮的夜晚，我们无端地冲进一个平民百姓的家，将一位善良的少妇拉出被窝，逼她交代她自己也无法弄清的罪过，直到把她打死在如水的月光下。回忆一下北京的深宅大院，就是在这样的大院里，所有的红卫兵都在对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官员的光头吐唾沫。那么多的唾沫，从光光的额头上往下流，流到他的眼睛里，流到他的鼻子上，流到他的嘴巴里。这位老人则像一座雕塑那样僵立在那里，既不能揩一下额头，也不能说一句话。他只能以巨大的恐惧战战兢兢地僵立在那里，不知道下一刻将有什么样的凌辱降临到这个可怜的额头上。回忆一下吧，所有曾经做过错事，或者自以为没有做过错事的中国人，回忆一下上海的那个临街的窗口，和那个窗口上所垂挂的两具遗体，当代最有骨气的文化人和最杰出的文学翻译家，与他的妻子一道，用这两具圣洁的遗体，表达他们对于一个野蛮民族的失望与悲悯。在相隔不远的另一所寓所里，当代最杰出的女钢琴家，跟她的母亲和弟弟一起，告别了那一片铺天盖地的喧嚣，从容地走上了一条宁静的死亡小径。
一切活着的人们，至少应该选择一个日子，深切地进行那么一次回忆。至少要调动起我们依稀可存的那么一点自尊心，回忆一下那些死者的苦难与耻辱，借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苦难与耻辱。那些高贵的人拒绝跟我们一样作恶，也拒绝跟我们一起呼吸那样罪恶而又下流的空气。他们在全民犯罪中选择死亡，也就是在精神的地狱中选择了对天堂的向往与追求。他们以对愚昧世界的遗弃言说着他们的抗议和忠告。我们不懂得跟他们一样爱这个世界，也就不配跟他们一样善良而又自尊地活着。因为我们不配跟他们一样善良而又自尊地活着，所以他们只好选择了善良而又自尊的死亡。我们至今读不懂他们的死亡，是因为我们的灵魂永远读不懂生命的清洁与尊严。我们连起码的自尊心也已经荡然无存了。那些捍卫尊严的死者，就像一道过于深奥的数学题，不但被我们客观地置于我们的知识之外，而且被我们主观地推到愿望之外。我们之所以不懂得回忆，不是因为我们真的不会回忆，而是因为我们不愿回忆。一切都已经由近而远，久而久之，一切都将由远而无。当一切都果然由远而无之后，我们又可以在这“无”的废墟上重新跳起红色舞蹈，重新举起红色鞭子和屠刀。
我们就从屠刀开始我们的回忆吧。我们应该定定地看清那把屠刀，计算一下它杀了多少人，它从我们民族生活的深处砍去了多少正义、良知和尊严。如果你的记忆过于淡漠，那么请你听一听清醒者的提示吧。仅有的几个清醒者，他们想喊出几句忠告，可是他们喊不出来。他们所企图陈述的清清楚楚的事实，总是不能清清楚楚地展示在人们面前，总是不能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与注意。我愿意作他们的转述者。如果人们从来没有注意过关于那把屠刀的言说，我就以我的转述强调一下清醒者的提示。这个提示也许可以唤起某几个人的某几缕记忆的游丝？
在《“文化大革命”野蛮性和残酷性的文化根源》一文中，王毅先生这样写道：“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大兴县公安局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从此，斗打、乱杀事件日益严重，由开始时斗打个别‘ 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 ’，发展到斗打一般的‘四类分子’；由一个大队消灭一两个、两三个‘尖子’，发展到一个大队一下子打死十来个甚至几十个；由开始打杀‘四类分子’本人，发展到乱杀家属子女和有一般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杀绝。自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该县的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被杀绝。又如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者就达一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一人，挖心肝的五十六人，割生殖器的十三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都被吃光）的十八人，活割生剖的七人。在武宣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了大批学生批斗完老师、校长之后，在校园内就地架起简易炉灶，将他们剖腹脔割、煮熟分食的惨剧。吴树芳老师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药用。”（文见《北京文学》1998年9期）。
著名散文家刘烨园先生在《托咐》中写道：“1967年10月，某大队两天内集体坑杀76人；同年11月，某县民兵枪杀69人；1968年7月，某军分区调动八县两矿一厂一郊武装人员进攻某群众组织，打死146人；同月，某县以‘群众专政’为名，杀死3681人，使176户全家灭绝，占全县‘文革’中死亡人数93％；同年８月，军队和某群众组织攻打另一群众组织，据不完全统计，仅此一战，打死1342人，俘虏8945人。走到某照相馆门口，仍不解恨，光天化日之下，又随意枪杀其中26人；还是这个月，军队联合十县及多家兵工厂的武装人员，一次围剿某县群众组织就抓捕一万余人（当时全县人口十万人左右），枪杀1016人……；全县86个大队，81个杀了人……此类事件，不堪枚举！我曾略做统计，成批杀人之事，各县市皆有。几十年后平反，证明几万冤魂，全系无辜被害！而杀人手段之残忍，诸如挖肝取心、活割生殖器官烹食之类，若非官方文件所载，当事人供认不讳，即使我等亲见其地杀戮之烈者，亦难信之。而这还仅为我当年所生活的一个省的现实（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之一角），仅为干瘦的历史线条。最有思考价值的活生生的场景，其深处不知要复杂多少万倍，但恐怕是再也难以复原了。”（文见电脑打印稿，估计尚未发表过）。在描述了一系列惨酷的历史事实之后，作者沉重地说：“三十年无祭”。
为什么这个民族如此沉着，面对如此可怕的罪恶可以无痛无悔？有人说，中国人在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苦难中，早就培养成了“不在乎”精神。《史记》中那么多令人发指的故事，《资治通鉴》里那么多另人恶心的故事，谁有力量认认真真面对它？如果没有一点不在乎精神，早就被这些沉重的故事压得喘不过气来。谁愿意背着这么沉重的包袱，战战兢兢过日子。
然而，忘掉历史，忘掉自己亲手造出的罪恶，然后在每一个类似的历史关口都肆无忌惮地造出同样的罪恶，──我们能心安理得地这样循环下去么？《狂人日记》的主人公曾经试图劝转作恶的世人，并说将来的世界容不得作恶的人居住。狂人真是太天真了，鲁迅真是太天真了。现在就是狂人当初所说的将来的世界，在这“将来的世界”上，依然住着我们这些罪恶累累而且不思悔改的人。
三
在创造罪恶并承受罪恶上，中国这个民族确实有过人的智慧和才华。也许还不止于此。在创造罪恶以后死不认账上，在遗忘罪恶和开脱罪恶上，中国人的智慧和才华才更加超群脱俗。中国人的集体叙事从来就是掩过取功，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从来就是掩恶取善。然而，掩盖了过错的功，还能是功么？掩盖了罪恶的善那还叫善吗？有意用一种功来掩盖过错，用一种善来掩盖罪恶，这本身就是罪过。几千年来，中国的集体叙事成为一种瞒和骗的罪过叙事，中国的集体记忆成为一种自欺欺人的虚假记忆。由于在这些叙事和记忆上我们掺和了太多的伦理意图和政治功利目的，我们有意掩盖有意遮蔽有意扭曲有意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实际上就是故意犯罪。我们为了掩盖各种罪过所作的各种努力，其实就是不断地犯下了新的罪过。
时光飞快地流逝，眨眼之间有案可查的文明史已经过去了几千年。在这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我们究竟犯下了多少罪，我们究竟掩盖了多少罪，在最有史料癖的中国也已经无法考索了。一般地说，这些考索也决无发生之可能。我们的本意就在于掩盖和遗忘，哪里还有费力考索的道理。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记忆历史：只记忆项羽的意气千丈宁死不屈，而不记忆他活埋二十万俘虏的残忍；只记忆长城的伟岸豪迈，并用它来支撑自己的虚弱与萎顿，而不记忆这种构想本身的残酷和每块石头下无数惨受折磨的尸骨；只记忆紫禁城的金碧辉煌，而不记忆宫廷的阴暗、糜烂和权力的残暴、恶毒、罪孽；只记忆农民起义的道义和复仇的快感，而不记忆血与火的杀戮、残酷和毁灭性的破坏。我们既然养成了这样的记忆方式，当然就可以在自己的内心虚构出一部光辉灿烂的历史。至于历史的真实，那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笔糊涂账。在刘震云的一篇小说中，叙事人“我”向姥姥打听某一次饥荒，也就是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姥姥回答说，饿死人的事多得很，你问的是哪一次饿死人。面对过于频繁过于沉重的苦难，无力反省与消化的人记忆中只是浑沌一片。“我”与姥姥的记忆方式，充分体现了民族集体记忆方式。关于文化人进干校和知识青年下乡，实际上就是将一千多万人遣送到集中营里；关于四十年代初中原大饥荒饿死三百万人，只有外国记者和外国传教士在忙于救灾；关于六十年代初全国大饥荒饿死四千万人，我们一直说那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实际上那却是风调雨顺的三年（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见《方法》杂志1998年10期）；关于文革中成千上万的死难者和许许多多因为敢于思考而被残酷杀害的杰出人物……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在我们民族集体记忆中，都像一团乱麻一样，无法从中呈现出深刻的意义。久而久之，也就漶漫模糊，无可考索。最后从民族叙事中消失，也就是从民族记忆中消失。那时侯，纵使想回忆一点什么，也已经没有可能。一部漫长的中国历史，它的真实性因为没有沉淀在记忆中，所以也就不可能呈现于回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