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与乡村精英格局的变迁
2004-10-14
————————————————————————————————————————
摘要：非政府组织和农村精英变迁都是当前社会学研究中一个热点问题。但是对于农村中非政府组织和农村精英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 本文关注一个在湖南农村从事环保事业的国外非政府组织,这个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对当地农村的权力结构变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深深地影响着村庄的精英转化和比变迁。本文就非政府组织对农村的精英的变迁的影响做一些简单的描述。
非政府组织 ,提法最早由美国的列维特提出。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各地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我们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由“总体性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的转变,自由空间和自由流动的资源都明显的增多，这给非政府组织很大的展空间。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一个国非政府组织（C组织）于1996年进入了中国,在中国从事全球性的环境保护活动。本文通过一个个案研究，试图通过对非政府组织如何影响和推动乡村精英的构成和精英关系的变化，来透视当代农村的精英权力格局，无疑是一个有意义的视角。本文选择该组织在湖南伍家村从事的活动为例,谈谈非政府组织和村庄精英变迁之间关系。
一、概念、理论研究及其个案情况
1、概念
“精英”（Elite）这一概念。根据巴特摩尔(ＴomＢottomore)的研究,“精英”这个词在１７世纪出现时是用来表示特别优秀的物品的,后来逐渐扩展到指称优秀的社会群体。关于“精英”的概念,西方已有许多学者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其中以帕雷托的最为著名。帕雷托从两个角度来界定“精英”：一是从个体在所属群体中的能力来说明,群体中的优秀分子就是精英；二是从权力和影响力的角度,把社会成员分为精英阶级和非精英阶级,那些拥有权力和广泛影响力的才是精英。（帕雷托，1999）随着农村发展以及问题的增多,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探讨农村精英的研究日益增多。本人无意对农村精英进行新的划分,将按照学术界的普遍的分类方法即以精英的影响力的主要来源进行分类，将当代乡村精英分为：乡村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政治精英又称权力精英，主要指乡村权力干部，他们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上级授予的权力。经济精英主要是指在农村中先富起来，幷对当地乡村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人，如乡镇企业家，商人等，他们的影响力主要来自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经济上的成功典范。社会精英主要是指因为个人的品德和知识、经验等在社会的公共领域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人。
2、理论研究
对中国乡村精英的研究历来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费孝通提出了著名的 “双轨政治”，认为(费孝通 ,1 947)、另外孔飞力的“士绅操纵”(孔飞力 ,1 990 )和杜赞奇“经纪体制” (杜赞奇 ,1 995)都是早期比较典型的研究。 80年代之后 ,有斯考特?罗泽尔所借用的由斯第洛里茨提出的“主人—代理人”理论 (司考特?罗泽尔、李建中 ,1 992 )、王思斌提出了“边缘人”的概念， (王思斌 ,1 991 )、宿胜军提出了“保护人、代理人、承包人”理论，（宿胜军，1997）。“庇护关系”理论(Oi,Jean C ,1989)等这些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如何通过一个农村社区精英的探讨来透视国家社会结构的变迁。作为一种理论概括。这些概念 (理论 )有点像当年马克斯?韦伯所提的理想类型。更多的突出了精英在所处地位和作用方面的主要特征,对精英所处的现实生活的生动性和丰富性 ,以及其存在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关注不够。
描述改革前后中国农村精英变动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两派 :一派是精英循环理论(Victor Nee ) ,该理论最初由社会学家巴烈图（V Pareto）提出,将精英的更替视为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 ,新精英的产生和旧精英的退出是这一过程相伴相随的两个方面。Victor Nee认为：市场改革给生产者而不是对于再分配者带来了利益，也就是改革会减少因再分配体制而带来的社会不平等，不断的有新生的力量进入精英集团中，精英于是出现了循环。（Victor Nee,1 989:663 681）对此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撒列尼（Ivan Szelenye）,他从东欧匈牙利的研究中发现60年代的农场主不再是拥有政治权力的干部，而是40年代拥有土地而被共产主义集体政策剥夺者的后代，因此，精英在这里也出现循环。就是说改革后形成的农村社区精英集团在人员构成上较改革之前的旧精英集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新涌现的精英人物进入精英集团 ,取代了那些落伍的旧精英的位置 (王汉生 ,1 996)
与精英循环理论相反，精英再生产理论（简?奥伊）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受益者幷不是直接的生产者，而是旧体制下的政治精英。这些政治精英在市场改革中利用手中拥有的政治和社会资源，在实现自身角色转换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利益，继续保持着自身的精英地位，也就是说，精英的变化仅仅是精英集团内部的角色转换而已，精英本身幷没有什幺变化。由于旧体制的精英在教育水平程度都比较高，因此容易获得较高的地位，另外这些旧体制的精英熟悉再分配体制的规律和漏洞，幷且在运用权力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使得这些干部在竞争中比较容易获胜。（简?奥伊，1989：99－126；）。孙立平也倾向于把精英的更替看成是一个精英集团内部角色转换的过程。旧精英集团就像是一个原始胚胎 ,在社会转型的催化下 ,孕育、分化出不同类型的精英分子(孙立平 ,1 996)。而王汉生则通过实地调查提出改革以来农村社区精英的变动 ,既有新精英对旧精英的替代 ,又有旧精英集团内部的差异和转换。 (王汉生 ,1 994)。
本文无意对以上两种理论作出检测和分析，，其实这两种理论都在某种侧面反映出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的精英结构的变化情况，本文想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考察视角，以湖南一个传统乡村作个案，考察非政府组织和乡村精英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
3、个案情况
伍家村位于湖南省沅江市，洞庭湖赤山岛西北，总面积为106公顷，1972年围垦成堤垸后，原住户177户，580人。该村有住户275户，898人，农民以种植水稻、池塘养鱼等传统型农业为生。地处澧水和沅江汇入洞庭湖的入口处，每年洪水来得早，持续时间长，垸内农民不得不"晴五天抗旱，雨三天抗涝"。仅1996年至1999年，该垸就先后三次溃垸，农户财产损失惨重。
该村共有6个村民小组，分属两个不同的垸。在实行项目以前，该村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是比较低的，农民以农业和橘子等副业为生，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业，农业所占的比重很大，根本就他们不上什么工业化，村里的剩余劳动力很多，1999年共有劳动力的总数480人，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为210人，农忙剩余量为0，农闲剩余量为260。农户在外面打工的人数比较多，就伍家嘴村来说，外出打工的人就接近200人，而且大部分都是去大城市。村民的文化程度普遍不是很高，大部分的村民是小学和初中的文化水平，文盲的比重也是蛮高的，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不多。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优秀青年外出打工，所以留下来的农民整体素质还要低一点的。
1999年该村的经济基本情况是：农村社会总产值为197万元，其中农业156万元，农村工业10万元，农村建筑工业8万元，农村运输工业14万元，农村商业饮食业9万元，人均纯收入1650元。该村的集体经济也不是很发达，该村除了一些芦苇和鱼塘的承包收入外，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集体收入了，所以村的提留很重，农户的负担比较重(见表1)。
我们所调查的主要是该村的两个村民小组，周家组和刘家组，其中周家组共有农户73户，（其中实行项目的农户为73户），人口261人，其中党员8人，面积313公顷，有80%多一点的人是周姓家族的，其他的都是陆续从外面宁乡县、汉寿县等地迁来的。刘家组共有28户，99人，其中党员3人，面积133公顷，姓氏比较分散。96年洪灾以前这两个组的经济情况还算比较好，收入来源有：打工、橘子、黄花、苎麻、蔬菜、水稻、养鱼（有100多亩精养鱼塘）。相关统计数据：（请补充）。由于96、98年两年受灾损失很大，修堤也花了不少钱，再加上橘子市场价格集聚下跌（96年柑桔最低价六毛，97年的时候就降到只有一毛七分八分，或者是六块钱一袋。以前一家最少也能搞到三千四千，多的上万，现在就几乎没有赚的。）村民的经济状况恶化。
二、项目前的村庄精英构成
一般研究中都将政治性精英视为体制内精英,常常又称为治理精英。而将乡村的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统称为体制外精英（金太军，2002）。乡村政治精英是 “在农村社区生活中发挥着‘领导、管理、决策、整合的功能’”的人。(王汉生,1994)。是指基层干部而言,乡村级干部以及村民组长的都属于体制内精英。这些人由于属于国家行政体制的末梢,是国家和民众之间的联系的桥梁和沟通纽带，由于他们有一定的行政职务,和村民的接触也比较多,因此在村中常常是享有一定的威望的。在我们调查的伍家村项目实行前的政治精英有六人：村长,村支书,村会计、妇女主任,和两个村民组长。其中村支书以前当过村长和村会计,有20多年的基层管理经历,在村民中享有一些威望。村长是新当选的，当过兵，退伍后曾经多年在外面打工，见识比较广，而且其父亲以前一直是村里的带头人，当过几十年的村支书，因此在村民中也是享有一定声望的，不过比较年轻,没有什幺经验，这一点群众都比较理解。会计由于自身勤劳, 承包了几口大鱼塘，在村里成为先富的典型，在村里享有很好的口碑，勤劳致富载农村是很值得尊敬的,村民最信任他,98年村民选举,他的得票是最多的。只是由于一些选举外的因素,他才没有能够当选村长和村支书。妇女主任在村里的交通要道开了一个零售店，而且还从事村里的肉类的生意。家庭条件比较好。两个村民组长也是蛮有能力的，其中的一个两个孩子都是大学生，一个考上了清华大学，成为村里的骄傲，另外一个村民组长也从事养羊。总的说来,体制内精英还是村里比较突出的享有一定威望的能人。
体制外精英主要是区别于村干部而言, 总体来说，伍家村出现的体制外精英可以分为三种：一是改革后崛起的个体大户、私营企业老板、种养能手等经济能人型精英；二是以前当过村干部但是现在已经退出的政治型精英；三是新兴的社会型精英（包括家族精英、宗族精英、乡村教师、医生等）。
随着中国开革开放的深入进行,自由流动的空间以及自由吸取资源的途径也多了起来,农村一部分有知识、踏实肯干的纷纷走出村庄，到城市里面打工，积累了一些经验和金钱。他们在村里成为先富裕起来的典型。相对于普通村民来说，在外面打工相对于农业劳动来说，效益是比较高的。这样他们在村里掌握了一定的资源话语优势,村民都很信任他们的。我们考察发现虽然该村幷不是很富裕,但是在外面打工,自己跑运输,从事生意方面的人也有一些,在村里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据我们的考察，在伍家村，这样的经济能人有将近10人左右。这些人从来就没有当过基层干部，但是由于自己勤劳、肯干，有能力，在村里成为比较富裕的典型，因此在村中享有比较高的威望，大家也经常在一起，他们代表着民间的一种声音，掌握着一部分民间的话语资源，在村庄公共领域享有一定的权力和威望，这些人是研究中出现频率最多的能人型经济精英。
社会精英主要指那些有着丰富的社会经历比如说当过兵,到外面打过工,或者有比较多的亲戚在城市里的人。这些人由于有着一些特殊的经历,对外面的世界比较了解,能够为村民提供一些意见以及信息,从而得到村民的信任。在村中享有一定的地位。另外社会精英也可以是一些宗族的领袖和教会领导,但是这个在该村不是很明显,家族因素有一些影响，该村是一个大姓村，周姓村民在该村占了将近75％，因此家族老人在该乡村中仍然享有一定威望。研究表明在乡村权力快速变迁下，人们对家族的依赖反而会有所增强（赵力涛，1998）。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该村几个周姓家族的首脑在村庄公共事务中享有很大的影响。该村几乎没有宗教。以前存在一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老人,但是自那个老人死后,村里掌握信仰资源的人就没有了，故该村没有宗教信仰方面的精英存在。
以前当过村干部的人由于能力比较突出,实际上在村庄的公共领域中还是比较活跃的,很多时候,他们都会作为一个集体出现,比如选举等。如村里的老支书。以前的副村长，一些以前合作过的村民组长，这一部分人由于在以前当基层干部的时候共过事，现在又都没有进入村庄行政权力领域，因此很容易联合起来形成和当任的行政权力集团的对抗，村里的老支书陈和原村副主任张、周家湾的组长周三人一起合作共事过，关系密切，经常在一起商量。陈原先是由现任村主任的父亲提上去的，做了30年的基层工作，自愿退下来的时候为报恩把现任村主任周培育成干部，但因为陈还不想让周做村主任而是先做个组长什幺的，陈想扶张做村主任。但选举的时候现任村支书极力扶持周，因为周年轻听他的，而张年纪大有能力经验会对抗他，加上张又是外姓，所以以微弱劣势出局。于是陈、张和周都对村主任有不满。还有一个原周家湾组组长汤也支持他们，他们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集团，对乡村行政形成了对抗。这一情况在该村1999年的优秀项目户的选举中表现得比较明显。
二、项目后村庄的精英格局变迁
1998年，C组织进入伍家村。开始开展项目活动。进入村庄的后的四年时间里，除给村民带来切实的经济效益之外，另外也使得村庄内部的精英发生明显的变迁,村庄的精英不仅主体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也就是说发生了精英的循环；而且在精英内部本身也发生了明显的转移，同时出现了精英的再生产。由于只有短短的四年的时间，故本文将改革工业化的因素排除在外，认为这一精英格局的变迁主要是由非政府组织进入村庄后引起的。
一、精英的转换和再生产
1、精英之间的转化
由于这一海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没有基层组织机构，因此在开展活动的时候，必须要依靠当地乡村的基层政权。这样乡村政治精英就进入了项目管理人员之中。部分乡村干部利用自身的政治资源优先开展部分好的项目，迅速致富，开始由政治精英向经济精英转化：一村民组长在资金优势的推动的下，发展养羊的项目，几年后，取得很大的成功，成为村里的经济精英。而当初他们能拿到养羊的项目主要因为自身是村民组长，相比普通的村民占有很多的优势。据我们的调查，该村民对此都有一定的看法。认为他这是在搞“特权主义”同样，村支书由于没有处在项目区范围，不能享受项目的优势，因此，生活幷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变。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家里和普通村民好不了多少，幷未向经济精英转化。这样的转化过程同样也发生在一些社会精英的身上，比如一曾经当过村长的张姓村民在项目中利用自身的学识和以前的政治经历，拿到了大棚种菜的项目，获得了诸多的资助，在项目的过程中，由于有着村长的经历和中专学历，深的项目官员的赏识，和项目官员交往比较密切，项目官员特别关注该项目的发展，还专门给他买了诸多的技术书籍，因为项目获得了较大的成功，称为致富的典范。还有退伍军人周某利用自身的优势发展养猪项目，学习新的技术养猪，迅速成为致富能手，由社会精英转化为经济精英。还有前村民组长汤也利用自身优势发展网箱养鱼，几年的时候，成为村里的致富典型。精英再生产强调的是精英集团内部的互相转化，很明显，在这里发生了很明显了精英再生产，而再生产的动力则无疑是由非政府组织推动。
2、新的精英的出现
非政府组织进入村庄后，开展一系列的项目。经过几年的发展，部分村民在项目发展中取得了成功。部分村民在项目发展中破产了。而项目的成功与破产不仅可以改善自身的经济条件，同时也提高了这部分村民在全体村民中的地位和形象。这些人逐渐成新的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村民周某利用C组织的推动，开展网箱养鱼的项目，由于自身勤劳和C组织的帮助，获得很大的成功，成为村里的经济能人；由于项目的需要，该村派两个青年去农业学校进行培训，学习养猪技术、疾病防疫技术以及果树栽培的技术等，学成回来后，这两个青年由于掌握了技术，又加上肯热心为村民服务，因此深得村民信任，成为村里新的社会精英；还有杀猪匠周某成为了项目成员，一卡车司机汤某由于自身致富比较早，而且在项目中积极关心其它村民的项目发展，开始称为一部分村民的核心；该村有两户村民，项目前家境很贫穷，后来在C组织的帮助下开展了养羊和养鸭的项目，通过C组织的技术指导和自身的勤劳，分别获得了成功，改善自身的经济地位的同时也改善了自身在村里的形象地位，获得了村民的尊重，开始进入村庄精英的行列。在这里发生的精英的转化和Nee所讨论的市场转型和精英循环有所不同，在78年农村经济改革后，村里确实发生了Nee所说的精英的循环。但是那很微弱，这里发生的精英转化主要还是由于非政府组织的推动。
二、精英意识的变化以及力量的整合
由于非政府组织的进入,而且在村里成立了一个项目管理小组和项目监督小组,除了村长和两个村民小组外,其余的六人都是村里的体制外精英。体制外精英相比以前无疑有很大的发展,首先是人员上开始集中在一起,大家通过在一起讨论项目的发展,对于项目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经常开会讨论,这种群体讨论使得他们有了一些接触机会,大家开始有了群体的意识,幷在一些具体的事件中体现出和体制内精英的对抗的愿望和能力。比如鱼塘事件和资金事件中体现出的一种保护者的角色。这相比以前是从来就没有过的事情。我们在调查中特意对他们自身的意识作了测量,大部分的精英对自身在群众的威望还是肯定的,他们觉得能够得到群众的信任是来自于自己坚持为群众办事。在评价村里最有威望的人时,他们都坚持将能否为群众办事作为主要标准。由于有C组织在自己后面撑腰，因为开始敢于和体制内精英对抗。其次，体制外精英开始有原子式的因子开始整合起来，开始形成比较强大的整体性的结构来和体制内精英对抗。这些精英开始意识到自己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知道群众信任自己,因此也很珍惜,所以他们在很多时候更能考虑村民的整体利益。在这里面我开始看到一种非政府的精神的觉醒,看到中国农村的精英的意识开始出现,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的要求和对自身能力提高的渴望都推动着中国农村的民主化进程和社会治理。这样一种参与的意识同样的发生在体现基层民主的村民选举中。项目开展的几年中，围绕评选先进项目户出现了一些非治理精英敢于和治理精英对抗的迹象。也就是说，在非政府组织的推动下，社会精英的精英意识和精英地位都得到了加强。
进入这个村庄的海外非政府组织希望能通过项目培育基层政权的非政府精神和能力,他们考虑的民间的事情最终还要民间完成,于是就考虑了村干部的参与项目,这之间该组织也对项目的关注也是通过村干部的,和村干部接触比较多的。村干部通过非政府组织也部分改善自身在村民中的形成，获得了一定的威信。部分村干部在非政府组织的影响下开始从村民的利益角度来考虑问题应该来说是一个可喜的进步。该村发生的将项目资金挪用作“五金”的事件以及后来的鱼塘事件中都反映几名村干部在其思想意识当中已经不是作为政府的代理人出现,他们公然和自身政治精英集团中的村支书和村长对抗，在事件过程中始终想到大多数村民的利益，我们分析这可能是非政府组织的项目使这一部分政治精英的意识发生了变化，开始由“官系统”偏向“民系统” 王思斌认为在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系统中，村干部处于乡干部和村民之间，即处于行政管理系统（官系统）和村民自治系统（民系统）之间，而且就长远利益而言，他们属于“民系统”。因此，处于切身利益的考虑，当两个系统对他们的要求发生矛盾时，他们大多向民系统回归，结果使得他们在行使农村管理职能时，出现不规范行为，从而导致农村社会管理系统的功能失调。王主张村干部应该从这种边缘的地位中走出来，而完全归于民系统(王思斌 ,1 991 )本文认为这样一种偏向在伍家村幷不是天然的，而是在非政府组织的推动下发生的。
三、分析与讨论
短短的几年的时间，一个村庄的精英格局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无疑非政府组织的进入有着很大的关系。以前讨论中国乡村精英变迁的时候，大都认为1978年中国体制改革使得乡村精英发生了很大的变迁，由一元的精英格局向多元的精英格局转变（陈光金，1997）。实际上在该村，78年至98年将近20年的时间里，村里精英格局变化几乎还是一元格局，多元的精英格局幷不是很明显。但是当C组织进入该村后的几年的时间里，精英格局迅速朝多元发展，不能不让我们好好思考一下。因此本文认为一些外来的非制度性的因素往往也能致使乡村精英格局发生比较大的变迁。
在这一个案中，非政府组织在求取当地政府和村干部配合的同时，大力扶持民间力量的成长，具体来说要扶持民间体制外精英的成长，使民间力量，民众和基层政府之间能够达到一种良性互动。民间精英是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缓冲带和沟通桥梁。可以减少民众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决定民间精英如何偏向具备着三种可能性，总的来说，当村庄内部比较团结，村庄共同体意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宗族宗教意识比较强时，村庄精英整体偏向村民。当村庄开始解体，村民日益原子化，村庄精英偏向村民的机会成本太高，他们急于向“乡镇”寻求资源，从而整体偏向国家，而如果村庄本身还有利益可分配，但缺乏权威的分配机制时，村庄精英会发生分裂，这种分裂往往不是以偏向村民与偏向国家为极，而是沿着相互之间的利益的争夺的方向展开。”（金太军，2001）
由于非政府组织本身就是民间力量的代表，因为其进入村庄，对民间力量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使社会精英力量的整合以及精英的意识都得到了加强，从而协调了国家、民间精英和村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使村庄的精英格局朝着一个良好的方向发展。
非政府组织的进入使伍家村内部出现了分化。非政府组织通过在乡村开展项目，支持村民发展洪水型经济，对村民提供了一系列的项目全套资助，包括资金、技术、市场方面的帮助。一部分村民在C组织的帮助下，迅速成长，找到致富的路子，成为经济能人，由于自身的成功，因而也获得了其它村民的尊敬。加上在非政府组织的影响，他们开始积极关注村庄其它村民的项目发展和其它生活方面，他们开始成为新的社会精英和经济精英，而政治精英也出现了向经济精英的转化，而另一部分村民由于懒惰、技术不到位、项目选择不利等并没有改变自身的生活状态。这样该村的社会结构出现比较大的分化。该村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的力量出现了转换和重新的整合，新的经济精英的出现以及社会精英向经济精英的转化以及新的社会精英的出现都打破了原来静态的精英格局，精英间的流动开始频繁，基本上达到一种均衡的状态。乡村的活力日益体现出来。
本文对于比较传统的自然村落，制度性的因素引发的变迁比较缓慢，而一些非制度性的因素也许能较快致使村庄发生比较大的变迁。比如非政府组织的推动，村民团体的兴起以及外来资金的注入等等。但是对于比较开放的村落来说也许就不是很明显了。因此区分村落的性质来考察村庄精英的变迁确实是很重要的（贺雪峰，2000）。
精英变迁是改革后农村变迁的主要内容之一，他导致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出现。而非政府组织对精英变迁产生影响，本文只是关注了四年来一个海外非政府组织在湖南一个村长影响的精英变迁，由于历时性以及资料的限制，都未能进一步的深入的讨论，但是从这个小的个案我们还是可以看出非政府组织使得农村精英格局发生了变迁，其中既有精英的循环也存在着精英的再生产两个方面。当然在很多方面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和深入的分析。
注释：
通常又可成为非营利性组织或者志愿性组织等，是指是依法建立的、非政府的、非营利性的、自主管理的、非党派性质的,幷且具有一定志愿性质的、致力于解决各种社会性问题的社会组织。（赵黎青，《非政府组织问题初探》载《中央党校学报》1997?4）
C组织是学名。
伍家村是学名。以下称伍村和C组织。
见：杨善华，《家族政治和农村基层政治精英选拔、角色定位和精英更替》载《社会学研究》1997、5；王汉生，《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的工业化与精英构成的变化》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秋季号；孙立平，《改革前后中国大陆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及民众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年春季号
是围湖造田是的一种单位。
见《长江中游退田还湖与可持续发展》周宏春、王毅、于秀波等编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4页
1998年湖南特大洪水以后，政府开始实行平垸泄洪的政策。C组织开始在湖南洞庭湖区域开展洪水型经济的项目，在洞庭湖区域乡村开展依托洪水，发展洪水型经济，资助发动当地村民开始网箱养鱼，养鸭等项目，在湖南两个村庄投入58万元。效果反映很好。
该村将鱼塘承包给个体户养殖，担协议规定村民可以在鱼塘内养殖一定数量的网箱养鱼，活来个体户变卦，突然加大肥料的浓度，致使网箱内的鱼因为肥料浓度高全部死亡，因而因其冲突。
在项目的运作过程中存在村干部将项目资金扣作村民缓交或拒交“五金”（国家和地方税收）引起村民不满。
摘要：非政府组织和农村精英变迁都是当前社会学研究中一个热点问题。但是对于农村中非政府组织和农村精英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 本文关注一个在湖南农村从事环保事业的国外非政府组织,这个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对当地农村的权力结构变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深深地影响着村庄的精英转化和比变迁。本文就非政府组织对农村的精英的变迁的影响做一些简单的描述。
非政府组织 ,提法最早由美国的列维特提出。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各地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我们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由“总体性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的转变,自由空间和自由流动的资源都明显的增多，这给非政府组织很大的展空间。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一个国非政府组织（C组织）于1996年进入了中国,在中国从事全球性的环境保护活动。本文通过一个个案研究，试图通过对非政府组织如何影响和推动乡村精英的构成和精英关系的变化，来透视当代农村的精英权力格局，无疑是一个有意义的视角。本文选择该组织在湖南伍家村从事的活动为例,谈谈非政府组织和村庄精英变迁之间关系。
一、概念、理论研究及其个案情况
1、概念
“精英”（Elite）这一概念。根据巴特摩尔(ＴomＢottomore)的研究,“精英”这个词在１７世纪出现时是用来表示特别优秀的物品的,后来逐渐扩展到指称优秀的社会群体。关于“精英”的概念,西方已有许多学者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其中以帕雷托的最为著名。帕雷托从两个角度来界定“精英”：一是从个体在所属群体中的能力来说明,群体中的优秀分子就是精英；二是从权力和影响力的角度,把社会成员分为精英阶级和非精英阶级,那些拥有权力和广泛影响力的才是精英。（帕雷托，1999）随着农村发展以及问题的增多,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探讨农村精英的研究日益增多。本人无意对农村精英进行新的划分,将按照学术界的普遍的分类方法即以精英的影响力的主要来源进行分类，将当代乡村精英分为：乡村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政治精英又称权力精英，主要指乡村权力干部，他们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上级授予的权力。经济精英主要是指在农村中先富起来，幷对当地乡村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人，如乡镇企业家，商人等，他们的影响力主要来自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经济上的成功典范。社会精英主要是指因为个人的品德和知识、经验等在社会的公共领域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人。
2、理论研究
对中国乡村精英的研究历来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费孝通提出了著名的 “双轨政治”，认为(费孝通 ,1 947)、另外孔飞力的“士绅操纵”(孔飞力 ,1 990 )和杜赞奇“经纪体制” (杜赞奇 ,1 995)都是早期比较典型的研究。 80年代之后 ,有斯考特?罗泽尔所借用的由斯第洛里茨提出的“主人—代理人”理论 (司考特?罗泽尔、李建中 ,1 992 )、王思斌提出了“边缘人”的概念， (王思斌 ,1 991 )、宿胜军提出了“保护人、代理人、承包人”理论，（宿胜军，1997）。“庇护关系”理论(Oi,Jean C ,1989)等这些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如何通过一个农村社区精英的探讨来透视国家社会结构的变迁。作为一种理论概括。这些概念 (理论 )有点像当年马克斯?韦伯所提的理想类型。更多的突出了精英在所处地位和作用方面的主要特征,对精英所处的现实生活的生动性和丰富性 ,以及其存在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关注不够。
描述改革前后中国农村精英变动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两派 :一派是精英循环理论(Victor Nee ) ,该理论最初由社会学家巴烈图（V Pareto）提出,将精英的更替视为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 ,新精英的产生和旧精英的退出是这一过程相伴相随的两个方面。Victor Nee认为：市场改革给生产者而不是对于再分配者带来了利益，也就是改革会减少因再分配体制而带来的社会不平等，不断的有新生的力量进入精英集团中，精英于是出现了循环。（Victor Nee,1 989:663 681）对此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撒列尼（Ivan Szelenye）,他从东欧匈牙利的研究中发现60年代的农场主不再是拥有政治权力的干部，而是40年代拥有土地而被共产主义集体政策剥夺者的后代，因此，精英在这里也出现循环。就是说改革后形成的农村社区精英集团在人员构成上较改革之前的旧精英集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新涌现的精英人物进入精英集团 ,取代了那些落伍的旧精英的位置 (王汉生 ,1 996)
与精英循环理论相反，精英再生产理论（简?奥伊）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受益者幷不是直接的生产者，而是旧体制下的政治精英。这些政治精英在市场改革中利用手中拥有的政治和社会资源，在实现自身角色转换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利益，继续保持着自身的精英地位，也就是说，精英的变化仅仅是精英集团内部的角色转换而已，精英本身幷没有什幺变化。由于旧体制的精英在教育水平程度都比较高，因此容易获得较高的地位，另外这些旧体制的精英熟悉再分配体制的规律和漏洞，幷且在运用权力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使得这些干部在竞争中比较容易获胜。（简?奥伊，1989：99－126；）。孙立平也倾向于把精英的更替看成是一个精英集团内部角色转换的过程。旧精英集团就像是一个原始胚胎 ,在社会转型的催化下 ,孕育、分化出不同类型的精英分子(孙立平 ,1 996)。而王汉生则通过实地调查提出改革以来农村社区精英的变动 ,既有新精英对旧精英的替代 ,又有旧精英集团内部的差异和转换。 (王汉生 ,1 994)。
本文无意对以上两种理论作出检测和分析，，其实这两种理论都在某种侧面反映出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的精英结构的变化情况，本文想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考察视角，以湖南一个传统乡村作个案，考察非政府组织和乡村精英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
3、个案情况
伍家村位于湖南省沅江市，洞庭湖赤山岛西北，总面积为106公顷，1972年围垦成堤垸后，原住户177户，580人。该村有住户275户，898人，农民以种植水稻、池塘养鱼等传统型农业为生。地处澧水和沅江汇入洞庭湖的入口处，每年洪水来得早，持续时间长，垸内农民不得不"晴五天抗旱，雨三天抗涝"。仅1996年至1999年，该垸就先后三次溃垸，农户财产损失惨重。
该村共有6个村民小组，分属两个不同的垸。在实行项目以前，该村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是比较低的，农民以农业和橘子等副业为生，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业，农业所占的比重很大，根本就他们不上什么工业化，村里的剩余劳动力很多，1999年共有劳动力的总数480人，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为210人，农忙剩余量为0，农闲剩余量为260。农户在外面打工的人数比较多，就伍家嘴村来说，外出打工的人就接近200人，而且大部分都是去大城市。村民的文化程度普遍不是很高，大部分的村民是小学和初中的文化水平，文盲的比重也是蛮高的，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不多。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优秀青年外出打工，所以留下来的农民整体素质还要低一点的。
1999年该村的经济基本情况是：农村社会总产值为197万元，其中农业156万元，农村工业10万元，农村建筑工业8万元，农村运输工业14万元，农村商业饮食业9万元，人均纯收入1650元。该村的集体经济也不是很发达，该村除了一些芦苇和鱼塘的承包收入外，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集体收入了，所以村的提留很重，农户的负担比较重(见表1)。
我们所调查的主要是该村的两个村民小组，周家组和刘家组，其中周家组共有农户73户，（其中实行项目的农户为73户），人口261人，其中党员8人，面积313公顷，有80%多一点的人是周姓家族的，其他的都是陆续从外面宁乡县、汉寿县等地迁来的。刘家组共有28户，99人，其中党员3人，面积133公顷，姓氏比较分散。96年洪灾以前这两个组的经济情况还算比较好，收入来源有：打工、橘子、黄花、苎麻、蔬菜、水稻、养鱼（有100多亩精养鱼塘）。相关统计数据：（请补充）。由于96、98年两年受灾损失很大，修堤也花了不少钱，再加上橘子市场价格集聚下跌（96年柑桔最低价六毛，97年的时候就降到只有一毛七分八分，或者是六块钱一袋。以前一家最少也能搞到三千四千，多的上万，现在就几乎没有赚的。）村民的经济状况恶化。
二、项目前的村庄精英构成
一般研究中都将政治性精英视为体制内精英,常常又称为治理精英。而将乡村的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统称为体制外精英（金太军，2002）。乡村政治精英是 “在农村社区生活中发挥着‘领导、管理、决策、整合的功能’”的人。(王汉生,1994)。是指基层干部而言,乡村级干部以及村民组长的都属于体制内精英。这些人由于属于国家行政体制的末梢,是国家和民众之间的联系的桥梁和沟通纽带，由于他们有一定的行政职务,和村民的接触也比较多,因此在村中常常是享有一定的威望的。在我们调查的伍家村项目实行前的政治精英有六人：村长,村支书,村会计、妇女主任,和两个村民组长。其中村支书以前当过村长和村会计,有20多年的基层管理经历,在村民中享有一些威望。村长是新当选的，当过兵，退伍后曾经多年在外面打工，见识比较广，而且其父亲以前一直是村里的带头人，当过几十年的村支书，因此在村民中也是享有一定声望的，不过比较年轻,没有什幺经验，这一点群众都比较理解。会计由于自身勤劳, 承包了几口大鱼塘，在村里成为先富的典型，在村里享有很好的口碑，勤劳致富载农村是很值得尊敬的,村民最信任他,98年村民选举,他的得票是最多的。只是由于一些选举外的因素,他才没有能够当选村长和村支书。妇女主任在村里的交通要道开了一个零售店，而且还从事村里的肉类的生意。家庭条件比较好。两个村民组长也是蛮有能力的，其中的一个两个孩子都是大学生，一个考上了清华大学，成为村里的骄傲，另外一个村民组长也从事养羊。总的说来,体制内精英还是村里比较突出的享有一定威望的能人。
体制外精英主要是区别于村干部而言, 总体来说，伍家村出现的体制外精英可以分为三种：一是改革后崛起的个体大户、私营企业老板、种养能手等经济能人型精英；二是以前当过村干部但是现在已经退出的政治型精英；三是新兴的社会型精英（包括家族精英、宗族精英、乡村教师、医生等）。
随着中国开革开放的深入进行,自由流动的空间以及自由吸取资源的途径也多了起来,农村一部分有知识、踏实肯干的纷纷走出村庄，到城市里面打工，积累了一些经验和金钱。他们在村里成为先富裕起来的典型。相对于普通村民来说，在外面打工相对于农业劳动来说，效益是比较高的。这样他们在村里掌握了一定的资源话语优势,村民都很信任他们的。我们考察发现虽然该村幷不是很富裕,但是在外面打工,自己跑运输,从事生意方面的人也有一些,在村里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据我们的考察，在伍家村，这样的经济能人有将近10人左右。这些人从来就没有当过基层干部，但是由于自己勤劳、肯干，有能力，在村里成为比较富裕的典型，因此在村中享有比较高的威望，大家也经常在一起，他们代表着民间的一种声音，掌握着一部分民间的话语资源，在村庄公共领域享有一定的权力和威望，这些人是研究中出现频率最多的能人型经济精英。
社会精英主要指那些有着丰富的社会经历比如说当过兵,到外面打过工,或者有比较多的亲戚在城市里的人。这些人由于有着一些特殊的经历,对外面的世界比较了解,能够为村民提供一些意见以及信息,从而得到村民的信任。在村中享有一定的地位。另外社会精英也可以是一些宗族的领袖和教会领导,但是这个在该村不是很明显,家族因素有一些影响，该村是一个大姓村，周姓村民在该村占了将近75％，因此家族老人在该乡村中仍然享有一定威望。研究表明在乡村权力快速变迁下，人们对家族的依赖反而会有所增强（赵力涛，1998）。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该村几个周姓家族的首脑在村庄公共事务中享有很大的影响。该村几乎没有宗教。以前存在一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老人,但是自那个老人死后,村里掌握信仰资源的人就没有了，故该村没有宗教信仰方面的精英存在。
以前当过村干部的人由于能力比较突出,实际上在村庄的公共领域中还是比较活跃的,很多时候,他们都会作为一个集体出现,比如选举等。如村里的老支书。以前的副村长，一些以前合作过的村民组长，这一部分人由于在以前当基层干部的时候共过事，现在又都没有进入村庄行政权力领域，因此很容易联合起来形成和当任的行政权力集团的对抗，村里的老支书陈和原村副主任张、周家湾的组长周三人一起合作共事过，关系密切，经常在一起商量。陈原先是由现任村主任的父亲提上去的，做了30年的基层工作，自愿退下来的时候为报恩把现任村主任周培育成干部，但因为陈还不想让周做村主任而是先做个组长什幺的，陈想扶张做村主任。但选举的时候现任村支书极力扶持周，因为周年轻听他的，而张年纪大有能力经验会对抗他，加上张又是外姓，所以以微弱劣势出局。于是陈、张和周都对村主任有不满。还有一个原周家湾组组长汤也支持他们，他们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集团，对乡村行政形成了对抗。这一情况在该村1999年的优秀项目户的选举中表现得比较明显。
二、项目后村庄的精英格局变迁
1998年，C组织进入伍家村。开始开展项目活动。进入村庄的后的四年时间里，除给村民带来切实的经济效益之外，另外也使得村庄内部的精英发生明显的变迁,村庄的精英不仅主体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也就是说发生了精英的循环；而且在精英内部本身也发生了明显的转移，同时出现了精英的再生产。由于只有短短的四年的时间，故本文将改革工业化的因素排除在外，认为这一精英格局的变迁主要是由非政府组织进入村庄后引起的。
一、精英的转换和再生产
1、精英之间的转化
由于这一海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没有基层组织机构，因此在开展活动的时候，必须要依靠当地乡村的基层政权。这样乡村政治精英就进入了项目管理人员之中。部分乡村干部利用自身的政治资源优先开展部分好的项目，迅速致富，开始由政治精英向经济精英转化：一村民组长在资金优势的推动的下，发展养羊的项目，几年后，取得很大的成功，成为村里的经济精英。而当初他们能拿到养羊的项目主要因为自身是村民组长，相比普通的村民占有很多的优势。据我们的调查，该村民对此都有一定的看法。认为他这是在搞“特权主义”同样，村支书由于没有处在项目区范围，不能享受项目的优势，因此，生活幷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变。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家里和普通村民好不了多少，幷未向经济精英转化。这样的转化过程同样也发生在一些社会精英的身上，比如一曾经当过村长的张姓村民在项目中利用自身的学识和以前的政治经历，拿到了大棚种菜的项目，获得了诸多的资助，在项目的过程中，由于有着村长的经历和中专学历，深的项目官员的赏识，和项目官员交往比较密切，项目官员特别关注该项目的发展，还专门给他买了诸多的技术书籍，因为项目获得了较大的成功，称为致富的典范。还有退伍军人周某利用自身的优势发展养猪项目，学习新的技术养猪，迅速成为致富能手，由社会精英转化为经济精英。还有前村民组长汤也利用自身优势发展网箱养鱼，几年的时候，成为村里的致富典型。精英再生产强调的是精英集团内部的互相转化，很明显，在这里发生了很明显了精英再生产，而再生产的动力则无疑是由非政府组织推动。
2、新的精英的出现
非政府组织进入村庄后，开展一系列的项目。经过几年的发展，部分村民在项目发展中取得了成功。部分村民在项目发展中破产了。而项目的成功与破产不仅可以改善自身的经济条件，同时也提高了这部分村民在全体村民中的地位和形象。这些人逐渐成新的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村民周某利用C组织的推动，开展网箱养鱼的项目，由于自身勤劳和C组织的帮助，获得很大的成功，成为村里的经济能人；由于项目的需要，该村派两个青年去农业学校进行培训，学习养猪技术、疾病防疫技术以及果树栽培的技术等，学成回来后，这两个青年由于掌握了技术，又加上肯热心为村民服务，因此深得村民信任，成为村里新的社会精英；还有杀猪匠周某成为了项目成员，一卡车司机汤某由于自身致富比较早，而且在项目中积极关心其它村民的项目发展，开始称为一部分村民的核心；该村有两户村民，项目前家境很贫穷，后来在C组织的帮助下开展了养羊和养鸭的项目，通过C组织的技术指导和自身的勤劳，分别获得了成功，改善自身的经济地位的同时也改善了自身在村里的形象地位，获得了村民的尊重，开始进入村庄精英的行列。在这里发生的精英的转化和Nee所讨论的市场转型和精英循环有所不同，在78年农村经济改革后，村里确实发生了Nee所说的精英的循环。但是那很微弱，这里发生的精英转化主要还是由于非政府组织的推动。
二、精英意识的变化以及力量的整合
由于非政府组织的进入,而且在村里成立了一个项目管理小组和项目监督小组,除了村长和两个村民小组外,其余的六人都是村里的体制外精英。体制外精英相比以前无疑有很大的发展,首先是人员上开始集中在一起,大家通过在一起讨论项目的发展,对于项目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经常开会讨论,这种群体讨论使得他们有了一些接触机会,大家开始有了群体的意识,幷在一些具体的事件中体现出和体制内精英的对抗的愿望和能力。比如鱼塘事件和资金事件中体现出的一种保护者的角色。这相比以前是从来就没有过的事情。我们在调查中特意对他们自身的意识作了测量,大部分的精英对自身在群众的威望还是肯定的,他们觉得能够得到群众的信任是来自于自己坚持为群众办事。在评价村里最有威望的人时,他们都坚持将能否为群众办事作为主要标准。由于有C组织在自己后面撑腰，因为开始敢于和体制内精英对抗。其次，体制外精英开始有原子式的因子开始整合起来，开始形成比较强大的整体性的结构来和体制内精英对抗。这些精英开始意识到自己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知道群众信任自己,因此也很珍惜,所以他们在很多时候更能考虑村民的整体利益。在这里面我开始看到一种非政府的精神的觉醒,看到中国农村的精英的意识开始出现,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的要求和对自身能力提高的渴望都推动着中国农村的民主化进程和社会治理。这样一种参与的意识同样的发生在体现基层民主的村民选举中。项目开展的几年中，围绕评选先进项目户出现了一些非治理精英敢于和治理精英对抗的迹象。也就是说，在非政府组织的推动下，社会精英的精英意识和精英地位都得到了加强。
进入这个村庄的海外非政府组织希望能通过项目培育基层政权的非政府精神和能力,他们考虑的民间的事情最终还要民间完成,于是就考虑了村干部的参与项目,这之间该组织也对项目的关注也是通过村干部的,和村干部接触比较多的。村干部通过非政府组织也部分改善自身在村民中的形成，获得了一定的威信。部分村干部在非政府组织的影响下开始从村民的利益角度来考虑问题应该来说是一个可喜的进步。该村发生的将项目资金挪用作“五金”的事件以及后来的鱼塘事件中都反映几名村干部在其思想意识当中已经不是作为政府的代理人出现,他们公然和自身政治精英集团中的村支书和村长对抗，在事件过程中始终想到大多数村民的利益，我们分析这可能是非政府组织的项目使这一部分政治精英的意识发生了变化，开始由“官系统”偏向“民系统” 王思斌认为在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系统中，村干部处于乡干部和村民之间，即处于行政管理系统（官系统）和村民自治系统（民系统）之间，而且就长远利益而言，他们属于“民系统”。因此，处于切身利益的考虑，当两个系统对他们的要求发生矛盾时，他们大多向民系统回归，结果使得他们在行使农村管理职能时，出现不规范行为，从而导致农村社会管理系统的功能失调。王主张村干部应该从这种边缘的地位中走出来，而完全归于民系统(王思斌 ,1 991 )本文认为这样一种偏向在伍家村幷不是天然的，而是在非政府组织的推动下发生的。
三、分析与讨论
短短的几年的时间，一个村庄的精英格局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无疑非政府组织的进入有着很大的关系。以前讨论中国乡村精英变迁的时候，大都认为1978年中国体制改革使得乡村精英发生了很大的变迁，由一元的精英格局向多元的精英格局转变（陈光金，1997）。实际上在该村，78年至98年将近20年的时间里，村里精英格局变化几乎还是一元格局，多元的精英格局幷不是很明显。但是当C组织进入该村后的几年的时间里，精英格局迅速朝多元发展，不能不让我们好好思考一下。因此本文认为一些外来的非制度性的因素往往也能致使乡村精英格局发生比较大的变迁。
在这一个案中，非政府组织在求取当地政府和村干部配合的同时，大力扶持民间力量的成长，具体来说要扶持民间体制外精英的成长，使民间力量，民众和基层政府之间能够达到一种良性互动。民间精英是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缓冲带和沟通桥梁。可以减少民众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决定民间精英如何偏向具备着三种可能性，总的来说，当村庄内部比较团结，村庄共同体意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宗族宗教意识比较强时，村庄精英整体偏向村民。当村庄开始解体，村民日益原子化，村庄精英偏向村民的机会成本太高，他们急于向“乡镇”寻求资源，从而整体偏向国家，而如果村庄本身还有利益可分配，但缺乏权威的分配机制时，村庄精英会发生分裂，这种分裂往往不是以偏向村民与偏向国家为极，而是沿着相互之间的利益的争夺的方向展开。”（金太军，2001）
由于非政府组织本身就是民间力量的代表，因为其进入村庄，对民间力量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使社会精英力量的整合以及精英的意识都得到了加强，从而协调了国家、民间精英和村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使村庄的精英格局朝着一个良好的方向发展。
非政府组织的进入使伍家村内部出现了分化。非政府组织通过在乡村开展项目，支持村民发展洪水型经济，对村民提供了一系列的项目全套资助，包括资金、技术、市场方面的帮助。一部分村民在C组织的帮助下，迅速成长，找到致富的路子，成为经济能人，由于自身的成功，因而也获得了其它村民的尊敬。加上在非政府组织的影响，他们开始积极关注村庄其它村民的项目发展和其它生活方面，他们开始成为新的社会精英和经济精英，而政治精英也出现了向经济精英的转化，而另一部分村民由于懒惰、技术不到位、项目选择不利等并没有改变自身的生活状态。这样该村的社会结构出现比较大的分化。该村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的力量出现了转换和重新的整合，新的经济精英的出现以及社会精英向经济精英的转化以及新的社会精英的出现都打破了原来静态的精英格局，精英间的流动开始频繁，基本上达到一种均衡的状态。乡村的活力日益体现出来。
本文对于比较传统的自然村落，制度性的因素引发的变迁比较缓慢，而一些非制度性的因素也许能较快致使村庄发生比较大的变迁。比如非政府组织的推动，村民团体的兴起以及外来资金的注入等等。但是对于比较开放的村落来说也许就不是很明显了。因此区分村落的性质来考察村庄精英的变迁确实是很重要的（贺雪峰，2000）。
精英变迁是改革后农村变迁的主要内容之一，他导致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出现。而非政府组织对精英变迁产生影响，本文只是关注了四年来一个海外非政府组织在湖南一个村长影响的精英变迁，由于历时性以及资料的限制，都未能进一步的深入的讨论，但是从这个小的个案我们还是可以看出非政府组织使得农村精英格局发生了变迁，其中既有精英的循环也存在着精英的再生产两个方面。当然在很多方面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和深入的分析。
注释：
通常又可成为非营利性组织或者志愿性组织等，是指是依法建立的、非政府的、非营利性的、自主管理的、非党派性质的,幷且具有一定志愿性质的、致力于解决各种社会性问题的社会组织。（赵黎青，《非政府组织问题初探》载《中央党校学报》1997?4）
C组织是学名。
伍家村是学名。以下称伍村和C组织。
见：杨善华，《家族政治和农村基层政治精英选拔、角色定位和精英更替》载《社会学研究》1997、5；王汉生，《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的工业化与精英构成的变化》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秋季号；孙立平，《改革前后中国大陆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及民众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年春季号
是围湖造田是的一种单位。
见《长江中游退田还湖与可持续发展》周宏春、王毅、于秀波等编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4页
1998年湖南特大洪水以后，政府开始实行平垸泄洪的政策。C组织开始在湖南洞庭湖区域开展洪水型经济的项目，在洞庭湖区域乡村开展依托洪水，发展洪水型经济，资助发动当地村民开始网箱养鱼，养鸭等项目，在湖南两个村庄投入58万元。效果反映很好。
该村将鱼塘承包给个体户养殖，担协议规定村民可以在鱼塘内养殖一定数量的网箱养鱼，活来个体户变卦，突然加大肥料的浓度，致使网箱内的鱼因为肥料浓度高全部死亡，因而因其冲突。
在项目的运作过程中存在村干部将项目资金扣作村民缓交或拒交“五金”（国家和地方税收）引起村民不满。
参考文献：
1、金太军，《村庄治理中三重权力互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J].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5期。
2、王汉生，《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的工业化与农村精英构成的变化》[J].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年1秋季号总第九期
3、赵力涛，《家族和村庄政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1998年
4、王思斌 ,《村干部的边际地位与行为分析》, [J].《社会学研究》1 991年 4期。
5、（美）约瑟夫 W?埃斯瑞克 ,艾梅瑞?背肯?瑞肯 .中国地方精英及其主导模式 [M].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 1 990年 .
6、孔飞力，《晚清帝国的叛乱及其敌人》[M],北京 :三联书店 ,1 990 年。
7、孙立平 ,《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的国家自主性问题》，[J].《战略与管理》1 996年4期。
8、费孝通，《乡土中国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 1 994年
9、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 -1942年的华北农村》[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0、宿胜军，《从“保护人”到“承包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学位论文，1 997,
11、斯考特·罗泽尔、李建中,1992,《中国经济改革中村干部的经济行为》,经济管理出版社。
12、(意)帕雷托，《普通社会学纲要》，[M].三联书店1999年
13、贺雪峰，《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J].载《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4期
14、陈光金，《中国农村社区精英与社会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7年。
15、Victor Nee,“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 in state socialism”Amercian Socilogical Review,54.
16、Jean Oi.1989,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political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王汉生，《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的工业化与农村精英构成的变化》[J].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年1秋季号总第九期
3、赵力涛，《家族和村庄政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1998年
4、王思斌 ,《村干部的边际地位与行为分析》, [J].《社会学研究》1 991年 4期。
5、（美）约瑟夫 W?埃斯瑞克 ,艾梅瑞?背肯?瑞肯 .中国地方精英及其主导模式 [M].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 1 990年 .
6、孔飞力，《晚清帝国的叛乱及其敌人》[M],北京 :三联书店 ,1 990 年。
7、孙立平 ,《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的国家自主性问题》，[J].《战略与管理》1 996年4期。
8、费孝通，《乡土中国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 1 994年
9、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 -1942年的华北农村》[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0、宿胜军，《从“保护人”到“承包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学位论文，1 997,
11、斯考特·罗泽尔、李建中,1992,《中国经济改革中村干部的经济行为》,经济管理出版社。
12、(意)帕雷托，《普通社会学纲要》，[M].三联书店1999年
13、贺雪峰，《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J].载《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4期
14、陈光金，《中国农村社区精英与社会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7年。
15、Victor Nee,“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 in state socialism”Amercian Socilogical Review,54.
16、Jean Oi.1989,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political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